不靠谱领导力（12)——尽责，才是领导力持续生效的地基（下）

前面我们讨论了“尽责”品质的必要性和稀缺性，下面我们来看看“尽责”缺失的后果，以及如何确保做到尽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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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尽责不足时的恶果

尽责不足造成的灾难，很少是一开始就显露的。

在顺风期，很多东西会替治理兜底：资源红利、融资红利、叙事红利、惯性红利。

一旦红利退潮，组织的结构性溃败就会显现。

1）委内瑞拉：石油既是财富，也是逃避治理的理由

委内瑞拉拥有无与伦比的资源禀赋：

• 全球第一的石油储量：已探明石油储量占全球约 20%；

• 全球第三的铝土矿储量；
• 全球第四的金矿储量；
• 全球第八的已探明天然气储量。

它也确实富过：1970 年，委内瑞拉跻身全球最富裕的 20 个国家之列。

到更近的时代，名义口径的人均 GDP 在 2013 年一度到过约 1.3 万美元量级。

曾经，委内瑞拉的富裕，让所有的中南美国家羡慕。

但在委内瑞拉查韦斯和马杜罗的任性领导之下，繁荣开始被清算：

• 人口外流：到 2024 年左右，委内瑞拉约 3500 万人口中有 700 万在马杜罗时期流亡海外，接近 20%。
• 货币崩坏：通货膨胀率一度到过 1000 万%量级。
• 公共卫生反噬：2016 年，婴儿死亡率上升 30.12%（11,466 宗死亡），孕产妇死亡上升 65.79%（756 宗死亡），疟疾病例上升 76.4% 至 240,613 宗。
• 全民收入暴跌：2026年委內瑞拉的最低工资每月仅为0.9 美元。

这些不是“经济不好”的抽象表达，而是一个系统失去自我修复能力后的具体症状。

那么查韦斯和马杜罗都做了什么呢？

查韦斯上台后开始走民粹路线，推进激进国有化与再分配，制造短期掌声，制造“我们在夺回财富”的政治叙事。

但它同时带来一个结构后果：生产体系被政治化，国有体系则变成了忠诚体系。

而到了马杜罗时代，委内瑞拉的经济开始快速衰退。于是，有效治理不再是领导者的目标，而是转为维持稳定。

于是马杜罗政府做了一系列转变：

• 用叙事替代纠错：坏消息不再是要解决的问题，而是要解释掉、要归因于外部的风险。
• 用控制替代治理：价格、汇率、供给，用行政命令短期压住；长期压制基本的经济和治理矛盾。
• 用忠诚替代能力：关键位置更重要的是“可靠”，不是“能把事做成”。

于是，委内瑞拉的衰退愈发不可收拾，以至于有近2000万人，需要人道资助才能维持温饱。

因此，当领导者把治理当作可退出选项，纵然坐拥金矿，国家也会沦落到最残酷的境地：

货币、健康、人口与秩序，都会一起坍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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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伊朗：当“安全与稳定”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

伊朗曾经拥有繁荣的波斯文明，也许这种文明的传统给了伊朗人民足够的韧性。

长期制裁之下，伊朗仍能维持国家机器的连续性；外部压力很大，内部仍在运转。某种意义上，这确实是一种韧性。

但韧性不等于增长，更不等于治理能力的更新。

• 到 2025 年，伊朗的名义人均 GDP 约 3897 美元，相较 2012 年的高点 8114 美元下降近 52%。
• 通胀在 2022–2025 年大致是 43.5% / 44.6% / 32.5% / 42.2%（官方口径）；
• 2024 年海外伊朗学生约 11 万量级，并且增长很快。

当通胀成为制度背景、当人均收入长期下降、当最年轻的一批人用脚投票，组织就会持续失血。

于是，伊朗内部统治的雷开始以更公开的形式爆出：社会抗议此起彼伏，政府采取封网与强控制手段应对，冲突与伤亡不断加剧。

2025年底，伊朗更是爆发了自2022年阿米尼示威以来，伊朗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。抗议从德黑兰扩散至多地，随后政府采取封网与强力镇压措施，国际组织与多家媒体均记录到镇压升级与严重伤亡。

伊朗政府的处理方式表明：伊朗正在以安全事件的方式，处理严峻的社会矛盾。

但伊朗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的。它曾是西亚最富有的国家之一，也取得过相对体面的经济成绩。甚至，伊朗人民一度相信，伊朗可以成为“世界上前五最繁荣的国家”，以及“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二个工业强国”。

• 1976 年，伊朗人均 GDP 约为 1954 美元，位列全球前 50，是当时韩国人均 GDP 的数倍。
• 从 1965 年开始，伊朗连续多年维持了超过 10%的 GDP 增长率。
• 伊朗拥有居世界世界第四的已探明石油储量。
• 在当时的现代化路径上，它对西方文化的接受程度与开放性，确实远超许多穆斯林国家。

但 1979 年，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，君主制被推翻，取而代之的是神权结构下的伊斯兰共和国。革命后的制度设计，把最高权力集中在“最高领袖”这一位置上，并通过宪法结构固化其在关键路线与关键任命上的最终裁决权。

在此之后，借由资源、叙事与惯性，以及国际油价的阶段性上行，伊朗的人均 GDP 在一段时期内仍能维持增长趋势：

• 到 1986 年，伊朗人均 GDP 约为 4064 美元。

但当增长惯性到头，油价波动与外部压力叠加，叙事在现实面前越来越乏力时，神权结构的统治就开始承受更大的挑战。

此后，为了维系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，霍梅尼以及其后担任最高领袖的哈梅内伊，把国家治理的优先级从“发展”转向“统治的安全性”。

其一：把“与西方、与自由开放对抗”当作合法性来源

霍梅尼的神权政府并不是凭借经济绩效上台的，它的合法性最初来自两件事：

• 伊斯兰教的动员；
• 以及反对皇权的民粹叙事。

而这两条叙事在现实世界里都需要一个共同敌人：美欧等西方，以及其代表的自由与开放。

因为，伊斯兰教教法本身与西方式的开放与世俗化对立；同时被推翻的巴列维王朝又与美国关系过近。

于是美欧自然成为最合适的外部对立面：对外对抗承担了动员功能，也成了政权合法性的持续来源。

这就带来一个结构性后果：与西方妥协，不再只是外交选择，而会被解释为合法性的自我削弱。当“对抗”成为政治资产，妥协就会变成政治风险。为了维持这种逻辑的自洽，系统必须不断制造新的“红线”。

于是某些议题被长期红线化：宗教的世俗化改革、开放的市场经济、更深度的对外贸易与金融接入……这些原本属于建设性改革的工具，在对抗叙事中逐渐被重新定义为“危险的渗透”。

这类路线的荒诞在于：它不仅把美欧当作敌人，也把很多可以修复内部的改革当作敌人。国家的目标由此发生替换——不是“让生活变好”，而是“让对抗叙事持续成立”。

这正神权领导人把自己的统治需求，升格为国家的长期目标。而一旦目标被替换，改革潜力就被锁死。

其二：无法靠经济与公开选举提供足够合法性，于是治理被安全化

问题在于，对抗叙事可以制造动员，但无法稳定提供民生绩效；而神权结构又无法像正常政体那样，把合法性建立在可竞争、可更替的公开选举上。

于是伊朗长期处在一种介于朝鲜与中国之间的状态：

• 它无法完全靠朝鲜式的暴力维持统治——社会与经济都承受不起；
• 也无法靠持续增长换取“发展型合法性”——因为体制本身对开放与透明存在结构性排斥。

在这种夹缝中，政权的理性选择只剩一个：把治理目标转向统治的安全性。而这件事同样不是口号，而是通过制度动作落地的。

霍梅尼时期，权力结构被直接“制度化”为宗教监护：宪法架构把最高领袖置于权力核心，并通过宪法监护体系让世俗政治始终处于可否决状态——宪法监护委员会能够筛选资格、否定法案，最终把国家整体置于神权的裁决之下。

与之配套的，是对反对派与公共空间的系统性压缩：

1. 总统巴尼萨德尔被弹劾罢免并流亡海外；

2. 媒体与报社被关闭，新闻法要求刊物必须获得许可，短期内大量刊物被禁；

3. 文化革命以“伊斯兰化”为目标，对大学与教育系统进行整肃与筛选；

4. 多个温和政党被取缔，政治竞争逐渐被改造为“忠诚竞赛”。

到了哈梅内伊时代，这条路线并没有改变，只是更精细、更网络化：

他缺少霍梅尼那种宗教号召力，就更依赖人际网络 + 安全体系 + 宪法监护来维持稳定：

• 他长期强调正义、独立、自足与反美立场，却较少强调民主与透明；
• 他阻止与美国妥协，压制总统哈塔米的民主化冲动；
• 他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大规模取消候选人资格（2004 年逾千人），把选举变成筛选后的政治；
• 他拒绝修订媒体法，强化舆论边界；
• 革命卫队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不断上升，而其领导任命与服从关系直接指向最高领袖。

这些动作的共同点只有一个：它们都在把国家的纠错机制拆掉。

当公开竞争被削弱、坏消息上行被阻断、社会组织空间被压缩，系统就失去试错与修正的能力。此时即便表面仍能“运转”，它也越来越像一个靠控制维持的机器：能压住一时波动，却无法修复长期衰败。

3）企业案例：雷曼兄弟——把“看起来安全”当成治理目标

很多企业的崩塌，和委内瑞拉、伊朗的逻辑并不远：

不是没能力，也不是不努力，而是目标被替换、责任被拆散、纠错被阻断。区别只在于：国家用叙事与控制拖延结算，企业用报表与结构拖延结算。

A. 雷曼兄弟就是一个标准样本

雷曼在倒下之前并不是“边缘机构”。2008 年申请破产时，雷曼申报规模约 6390 亿美元资产、6190 亿美元负债，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案之一。

这类体量意味着两件事：

• 第一，它在上升期获得过市场的高度信任；
• 第二，它已经不是靠某个单一业务吃饭，而是一个高度金融化、杠杆化、以信用与流动性为命脉的系统。

在繁荣时期，这种系统看起来几乎无懈可击：利润、规模、评级、市场信心，构成一套“成功叙事”。而成功叙事最危险的地方在于——它会反过来定义什么叫“尽责”。

雷曼倒塌并不是因为突然“不会赚钱”了，而是因为它长期把风险藏在“看不见的地方”。

一个最典型的动作是 Repo 105¹：调查与研究指出，雷曼在季末通过 Repo 105 把最高可达 500 亿美元量级的资产暂时移出资产负债表，让杠杆和财务指标在报表上“更好看”。

这类操作的意义不在技术细节，而在组织语言：

当一家机构开始用复杂结构去改善“报表观感”，而不是改善“真实风险”，它实际上已经把治理目标替换成了一种更短期的东西——市场信心的维持。

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企业版的“维持叙事”：不是让问题变小，而是让问题看不见。

B. 雷曼的尽责缺口发生在何处？

雷曼的问题，不在于领导层不聪明，恰恰相反——聪明是它更危险的燃料。

它的尽责缺口主要体现在三类可观察行为：

• 第一，把“报表安全”当成治理本身。

对资本市场机构来说，真正的尽责是：风险是否被真实识别、真实计价、真实约束。

但当组织把“季度指标”和“市场信心”当成最高目标，风险就会被系统性推迟呈现：能产生短期回报的仓位会不断加码，能拖延风险暴露的手段会不断发明。

• 第二，把坏消息变成不受欢迎的消息。

在这种组织里，坏消息不是“纠偏的输入”，而是“叙事的威胁”。

当坏消息的上行让人付出代价，信息回路就会自然断裂：风险不再被当作必须解决的对象，而被当作需要“处理呈现方式”的对象。

• 第三，把责任拆进结构里，让“谁负责”变得模糊。

当风险被拆到会计处理、结构融资、评级叙事与奖金激励里，最后常常出现一种状态：

每个人都只对自己那一段“流程正确”负责，却没人对“总体风险敞口”负责。

这就是企业版的责任拆散——事情在推进，但风险在失控。

这些都不是道德指控，而是组织行为学的自然结果：当目标被替换，责任就会被拆散；当责任被拆散，纠错就会被阻断。

C. 雷曼告诉我们一件很冷的事：

能力能赢一阵，尽责才能赢长久。

在金融繁荣期，聪明可以制造增长，结构可以制造利润，叙事可以制造信心；但一旦环境反转，真实世界不会按报表结算，它只按风险结算。

所以雷曼的崩塌并不神秘：

它不是缺少天赋，而是缺少一种更底层的东西——把长期后果当作日常责任。当组织把“看起来安全”当成治理目标，它迟早会用“真实不安全”来支付代价。

四、如何做到尽责？

1）尽责的必要条件：责任必须与代价绑定

很多领导者不尽责，不是因为不懂，而是因为退出太容易。

只要失败成本能转嫁给下属、能拖延到未来、能靠话术解释过去，那么“尽责”就不会自然发生。

它不是道德问题，是结构问题。

因此一个组织要有“尽责”的领导者，必须满足至少一条：

• 领导者的收益与组织长期结果绑定；
• 领导者的失败成本无法轻易外包；
• 组织能对领导者形成真实监督，而非形式汇报。

没有这些条件，尽责很难靠“自觉”长期维持。

2）尽责者的识别：看三件可观察的事

如果要挑选尽责的领导者，不要听他怎么说，也不要看他做什么样的表演，而是要看三件事：

第一，看他是否“目标稳定”。

同一件事，在顺风与逆风里，他的优先级是否一致？

还是一遇风险，就把组织目标换成个人安全，把长期目标换成短期止损，把问题处理换成形象维持？

第二，看他是否“责任承接”。

出了问题，他是接住并推动解决，还是把问题分解成一堆“可以解释的因素”，最后没有任何一条责任链条能落地？

第三，看他是否“让体系变厚”。

他离开一周，组织是否照样运转？还是所有关键事项都要等他拍板？

关键事项是否仍有清晰的 owner、节奏和验收？还是所有事都要等他拍板？

尽责者会让结构替代个人；不尽责者会让个人绑架结构。

3）尽责的敌人：不是懒惰，而是“目标漂移”和“责任外移”

最常见的尽责崩坏，并非来自偷懒，而来自两种更隐蔽的东西：

• 目标漂移：从组织目标漂到个人利益，从长期漂到短期，从解决问题漂到维持形象。
• 责任外移：把风险交给下属，把代价推给未来，把麻烦交给环境。

一旦这两件事发生，“勤奋”甚至会变成更好的遮羞布：

领导者看起来更忙了，但忙的是维持叙事，忙的是压制坏消息，忙的是把责任切碎。

所以尽责的关键不是“更努力”，而是：不允许目标被替换，不允许责任被外移。

结语

尽责之所以是领导者的必要品质，不是因为它体面，而是因为它决定：

一个组织究竟是在解决问题，还是在维持幻象。

能力可以让人赢几次，

但只有尽责，才能让能力在时间里持续生效。

真正危险的领导者，也并非无能者。

而是那些能力足够，却能在责任面前随时抽身的人。

系列完结：不靠谱领导力的“不靠谱”

写到这里，“不靠谱领导力”这个系列终于完成了。

因为我自己的原因，期间断更了比较长的时间。

当初将这个系列命名为“不靠谱领导力”，并非为了写领导力中不靠谱的部分，本身也是对自我的调笑。

• 断更许久，是为“不靠谱”。

• 网络上，甚至很多高管课上所谓的专家所教授的领导力，亦是“不靠谱”。

• 而这个世界上，也存在着太多“不靠谱”的领导者们！

  他们并不总是无能，有些人甚至极其聪明、极其勤奋，擅长表达、擅长动员、擅长在关键时刻制造“高光”。但组织的命运从不只看高光，它看的是长时间的平均值。

所以我用狮群做开头，并不是为了猎奇。

而是因为我一直相信：越简单的系统，越能让我们看清真相——比起宏大而飘渺的叙事，简单的例子往往更接近机制本身。

狮群的目标很单一：活下去，扩张领地，繁衍后代。

目标越单一，领导者的失败越清晰——你不可能靠几句漂亮话，把狮群从饥饿和挑战者手里“讲”出来。

人类组织当然复杂得多，但逻辑并没有变：下属对领导者的终极期待，仍然是“带我们赢”；所以权威会被神化，成功会被崇拜，失败者会被迅速贴上标签。

因此，这十一篇文章反复围绕的，并不是某种“更好的人格”。而是七项可以穿透古今、也能解释企业与权力系统的硬条件：

权威、勇气、牺牲、规则、谋略与运筹、知人善任、尽责。

它们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们都回答同一个问题：一个组织凭什么能在时间里维持协作，而不是在某个节点上突然碎裂。

这个系列写完，我仍然不认为世界会因为几篇文章变好。

但至少可以更准确一点：

当我们说某个领导者“不靠谱”，不必再停留在情绪与道德指控上——而是能指出：他到底缺的是哪一块底层结构。

缺了哪一块，组织就只能以哪种方式崩坏。

这大概就是“不靠谱领导力”的全部意义。

1. Repo 105，是雷曼兄弟公司在2007-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，使用的特殊回购协议会计操作，通过将105%以上高比例抵押资产的短期融资交易会计，确认为资产出售而非负债，实现表外债务隐匿。 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