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期我们分析了“现代四大史学家”中的陈垣和陈寅恪两位先生，这一期我们来看吕思勉及钱穆两位先生：
三、吕思勉先生
“秦桧一定要跑回来，正是他爱国之处，始终坚持和议，是他有识力、肯负责任之处。”
——摘自吕思勉先生之《白话本国史》
1、经历简介
吕思勉先生1884年生于江苏常州。吕氏乃书香世家，且世代仕宦，其先祖吕宫曾为清代状元，官至弘文院大学士；其父母皆能诗能文，均有著述。吕思勉先生九岁以后家境逐渐败落，早年多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学习，十五岁时考入县学。
1905年，吕思勉先生开始在常州私立溪山小学堂教书，讲授国文和历史；1907年，前往东吴大学教书；后因“气味不相投”，又于同年转任常州府中学堂教员；1910年后，又前往南通国文专修馆任教；两年后，又前往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，教授应用文字、商业地理、商业经济等学科；1914年，经沈颐先生介绍，进入中华书局担任编辑；1919年，在谢观先生介绍下，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，担任编辑；一年后，吕思勉先生便前往沈阳，在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；之后又于1923年，赴江苏第一师范学校执教；1925年，经朱经农先生介绍，进入上海私立沪江大学任教；一年后，由童斐先生介绍，进入光华大学国文系任教。在光华大学开设历史系后，吕思勉先生担任系主任兼教授。
在日军占领上海期间，吕思勉先生一度坚持留守上海任教，后因租界沦陷，迁回常州故居，1945年后又返回上海。1951年，吕思勉先生被选为光华大学校董并任代校长，直至1952年并入华东师范大学；1955年后，因身体原因，返回常州故里养病。1957年10月9日，吕思勉先生因肺气肿与心脏病并发不治，享年74岁。虽然生前躲过了文化大革命，但其死后却也未能逃脱，其墓穴于1966年被毁。
吕思勉先生著述极丰，涉足颇广，涉及民族、制度、各类断代史等史学各类科目，达九百多万字。吕思勉先生注重排比史料，分类札记，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，其主要代表作有《白话本国史》《吕著中国通史》《秦汉史》《先秦史》《两晋南北朝史》《隋唐五代史》《先秦学术概论》《中国民族史》《中国制度史》等。
2、面相分析
吕思勉先生青年时期的照片，敏锐果决，略带叛逆，且带有儒家传统的君子之志。
中年时，已是积淀相当深厚，当时吕思勉先生周围之人相较他的学识，大都应该相差甚远，但是吕先生处境较他人也未必好多少，因而潜意识中会补偿性地形成一种自我强化，从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比他人卓绝。其学识的拔群也带来了他的孤绝，难以找到见识相当的人做朋友，因而也变得沉默寡言。
随着人年纪的增加，心中抱有郁结者就会变得更加倔强，吕思勉先生亦是如此，他在自己认定的问题上极少妥协。但除了少数不可妥协之处外，大多数问题都可协商，吕思勉先生的这点相较中年时又略变得宽和些了。
四、钱穆先生
- “一、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，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，对其本国已往历史，应该略有所知。(否则只算一有知识的人，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。)
- 二、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，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。(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，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。)
- 三、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，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，(即视本国历史无一点有价值，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。)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，(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。)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，一切诿卸于古人。(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。)
- 是四、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，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。(否则其所改进，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，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。换言之，此种改进，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，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，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。）”
——摘自钱穆先生之《国史大纲》
1、经历简介
钱穆先生1895年出生于江苏无锡，其父亲曾考中秀才，但因体弱多病，并未继续科举之路。六岁时，钱穆先生入读家孰；九岁时，考入荡口镇果育小学初等年级。十一岁时，钱穆先生的父亲去世，家中经济情况也变得窘迫；一年后，当考取常州府中学堂时，所用的枕被铺盖还是由老师钱伯圭先生帮忙置办的。三年后，于1910年，钱穆先生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。但一年后便爆发了武昌起义，不久后学校停办，而钱穆先生也被迫辍学。
1912年，经亲戚推荐，钱穆先生前往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教；两年后，转入鸿模学校任教；一年后又转入无锡县第四高等小学任教；1920年，进入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任校长；1922年，又转入泰伯市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任教。不久后，钱穆先生应聘厦门集美学校教职，并开始教授中学课程。钱穆先生在集美学校的任教时间也并不长，不足一年便又经钱基博先生推荐至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；任教四年后，又进入苏州中学教授国文课。
1930年，经顾颉刚先生推荐，钱穆先生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；一年后，又进入北京大学任教。1937年，抗日战争开始后，钱穆先生随同西迁，在西南联大任教；随后于1940年，钱穆先生在休假返苏照顾母亲一年后，回到成都，在顾颉刚先生领导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职；1942年，在顾颉刚先生辞任所长之职后，钱穆先生接任所长之职。抗战胜利后，钱穆先生受邀同时担任五华学院文科研究所所长，兼云南大学文史学教授；1947年，因身体原因，钱穆先生返回无锡，担任私立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；之后，由于内战爆发，于1949年南下，在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任教；不久后便随之迁入香港，出任香港“亚洲文商学院”院长。1950年，“亚洲文商学院”更名为新亚书院，后又于1963年与崇基学院、联合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，钱穆先生继续任担任新亚书院院长。1965年，钱穆先生辞任院长之职，前往马来西亚大学任教。
1967年，应蒋介石先生之邀，钱穆先生定居台北；一年后，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；1969年又应张其昀先生之邀任中国文化学院史学教授；1978年后，因眼疾而双目失明。1990年8月30日，钱穆先生于家中逝世，享年96岁。
钱穆先生没有接受过大学训练，完全靠自修苦学建立了学术界中的地位，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及知识抱有“温情与敬意”，学识功底扎实，对经学、理学、史学都有独到的见解，严耕望先生评价其，“才气磅礴，识力深透，文章劲悍，几无比伦”，可谓恰如其分。钱穆先生的代表著述有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《国史大纲》《宋明理学概述》《先秦诸子系年》、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等。
2、面相分析
钱穆先生年轻时自尊心极强，同时也极为注重自身名誉，这或许与他小时候的家贫有关。虽然家贫，但是执拗地珍视自己的自尊，这是因其自尊容易被伤害，所以敏感且珍视。但并非任何人都会因为出身，对自己的自尊极度敏感，一般只有对自己有较高期望的人才会如此。因而，这也是自卑容易产生的原因，但自卑对于这些人而言，就是人生的动力源。钱穆先生在前半生中，至少都是因为他的自卑和要强，才会在辍学后仍然“终日乾乾”。
中年时，钱穆先生已经有了足够的人生积淀，自信和气度都已经完全不同，但仍然特别珍视自己的外表，这也是其年轻时留下心理印记。他应该一直都认真地保持自己精致的着装，因而，钱穆先生也一定非常敏感、细致，能很敏锐地觉察他人的情感，也很温和地对待自己的下级和学生。长期执拗地维持自己的自尊，也使得钱穆先生的韧性极强，不易受挫退缩，这也是其在创立新亚书院时，能履历艰难，最终成功的原因。
老年时，钱穆先生已是相当谦和，真正成大师之范了。所有名誉、金钱和欲求，都已经品尝了，也没有太多缺憾，他也完全不再在乎这些身外之物了，所以宽和包容，善待一切，已是菩萨之境了！
五、总结
从远处来看，四位先生是大家，但从近处细观，则每个人都有普通人的喜乐愁苦。年轻时都有执着，年老时又各有疏解；文字中都是大家，生活中却又各自奔波。但不同的境遇，生来的本性，又造就了他们不同的个性和气质。陈垣先生厚重；陈寅恪先生清笃；吕思勉先生倔直；钱穆先生温润。
大师的气质果然不凡，受照片中四位先生的气质感染，都令我神清气爽。与圣贤为伴，果然是人之幸事。
史学四大家的介绍就到这里。
周中的系列文章准备为大家介绍一些“领导力”方面的内容。虽然关于领导力的文章汗牛充栋，但是大多数文章出自对领导力一知半解者，多为肤受之言。我想将领导力的本质剖析给大家看，因所用内容纵说纷揉，而我自己的修为也未足深，故而称为“不靠谱领导力”。我们下一期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