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从几位国际教育行业的朋友处获知，教育行业境况艰难，更重要的是前景黯淡，不论是学校管理者还是老师都人心惶惶。我也有兴趣了解了解教育行业的近况，于是便撰此一文，既为解忧，也为谋策。
一、教育新政对民营教育的限制
自从2021年《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开始，教育行业的改革运动便一波接着一波；之后相继出台的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（简称“双减”）、《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见》等政策，更是令整个教育领域天翻地覆。
那么这些政策给民办教育上了哪些枷锁呢？
（一）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：
- 原则上不再审批新校；
- 禁止资本化运作；
- 培训内容限制；
- 培训时间限制；
- 培训收费限制。
（二）民办义务教育机构：
- 不再审批新校；
- 不允许开设分校；
- 不允许营利性办学；
- 不允许公立学校参与设立私立学校；
- 控制民办学校在读学生数量低于学生总数的5%；
- 招生自主权受限，择优空间减小；
- 不得跨区招生；
- 教学内容严格限制，不允许使用海外教材；
- 学制限制。
（三）民办幼儿园及高中：
- 严格限制新设民办；
- 不允许公立学校参与设立私立学校；
- 幼儿园学费限制；
- 高中招生自主性受限，不允许公办高中提前招生，不得跨省市招生。
（四）国际学校：
- 包括以上义务教育阶段及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限制；
- 学校命名限制：不被允许使用包含国家名、“国际”、“双语”等明显具有识别性的名称；
- 招生限制：外籍子女学校不得招收中国籍学生；
- 中国国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必须参加中考。
从以上种种限制，我们能感受到教育行业面临的压力！培训机构们，已经如同野生的中华大鲵一样，几乎绝迹；而很多民营学校的经营状况也岌岌可危，因为办学资质而导致的窒息性死亡，屡见报端。
那么资本市场对此有何反应呢？
2022年上半年的投融资规模仅仅只有24.8亿，而2021年上半年的投融资规模为145.4亿，同比增幅为-82.9%；投融资的事件总数，也从133起，下降到69起，同比增幅为-48.1%（数据来源：黑板洞察）。
从以上数据能看出整个教育行业的冰冷！如此情形，自然会对从业者有巨大影响，也使得相关机构经营压力大幅增加。但影响并不止于现状，而是未知的未来，这也是恐惧真正的来源，我们不知道未来还能有多少限制性政策出台！
但是搞清楚政策的方向和趋势才是关键，这决定了民营教育的未来命运。
下面就让我们梳理政府未来政策的立足点：
二、教育政策的未来方向
（一）政府角度
- 掌握教育话语权
政府政策的最核心出发点即是：掌握教育话语权。
而话语权在于三点：谁来办学，谁来教学，教什么！
需要控制谁来办学，因此，就要对办学资质严格审批，并且降低民营教育比例，弱化民营教育地位。因为相对民营教育，政府对公立教育的控制权明显更强。
而谁来教学，则体现在对教师资格的限制上，比如要求外籍教师必须拥有国内的教师资格证，以及必须在线下教学等等。
教什么，则是对教材的严格控制上。
- 减弱教育不平等的显性表现
教育不平等是事实存在的，而且非常严重。
这种不平等不仅存在于城乡之差，一二线城市之差，更存在于贫富之差。但是真正解决教育不平等的难度却是非常高的，而基于有些原因，这种不平等甚至是无法解决的。
因此，为了缓解教育不平等的矛盾，减弱或者消除不平等的显性表现就是必要的。
相关政策就体现在对高收费学校的控制上，因此在所有政策中都在强调非营利性教育。
（二）社会角度
- 经济情况
目前国内经济情况非常不乐观，下行的趋势很明显。
解决经济下行的方法有且只有两个：释放现有经济泡沫，政策转向开放和自由。
泡沫是肯定要破的，只是早晚的问题；而政策开放与否则决定了，经济一年比一年差，还是在五年以后开始回升。
经济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政府的钱包，也决定了社会的稳定度，因此政府不能不重视。
这就要看政府对现实的判断了。现实的恐惧，有时候会驱使某些领导者刻意忽略它，比如我在《不靠谱领导力》第八篇提到的二战初期的法军总司令甘末林，他竟然否认前线战败的消息；也可能会驱使某些领导者孤注一掷，比如发动堡垒行动的希特勒；不过也会促使某些领导者积极调整方向，比如征和四年突然醒悟的汉武帝。
如何选择决策，在乎一人尔！
- 人口情况
新生儿数量长期下降已是必然，只是并无可靠性的数据参考，无法判断具体下降趋势。
这会使过去数年教育资源紧缺的情况大幅缓解，甚至可能在某些时候出现严重的供过于求的情况。
这种情况下，民营与公立学校都会面临生源不足的情况，这时政府很可能会更倾向于力保公立学校的生源。
但是，如今的限制条件已经非常严格，如果严格落实民营学校在校人数不高于总数5%的政策，之后对民营教育的继续压缩空间有限。这种情况下，更可能会有更多公立教育的生源不足，而投资不足，同时导致教育水平下降。
但这是相对长远的影响，短期之内的影响不会太剧烈。
（三）政策杠杆
了解了政策决定因素，我们也能推断出政策的杠杆。
政府角度的两个条件不可能放松；而社会角度的人口情况是长期缓慢影响，因此短期效应有限；最大的影响则是经济情况，其决定了政府财政收入。
因此，财政的压力大小，会是政策开放与收紧的关键因素：
财政压力大，政策开放的可能性就大；
财政压力小，政策开放的可能性就小。
而未来五年之内，财政压力必然会逐渐增大，因此，我倾向于认为，政策会在两至三年后转向，因为持续趋紧的政策很可能会在两至三年后压垮经济和各级政府。
当然，这个判断是基于不会孤注一掷的情况下的。
那么，民营学校现在能做些什么呢？
三、当下如何自处？
（一）紧贴政府要求
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中，需要注重“爱国爱党思想”的显性表达。
这是学校求生的重要条件。
（二）专注于教育之本
有重要价值的事物，很难被人们抛弃；而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，即使再三强调，也难免被淘汰的命运！
因此，教育者始终追求教育的根本，就会专注于教育本身的价值，就无需担心缺乏优秀的学生与教师，就无需担心被淘汰。
那么教育之本是什么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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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能更好地促进人的发展
这是教育从业者们始终要问的问题。
因此，如何定义“人”及“人的发展”则为关键，是需要每一位教育者深刻思考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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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能更有效地培养人才
这里的关键词是“更有效”。
这意味着，要避免虚废光阴，更要避免错误引导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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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否帮助学生获得短期回报
最重要的短期回报即是：能进入更好的大学。
虽然我们鼓励那些未能进入好大学的人，学历不代表能力，但是学历在人的一生中都会有助益，不管是显现还是隐性的，也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，学历很多时候会带来更好的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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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能给学生带来终身价值
进入优秀的大学可能是终身价值之一，但是除此之外仍然有很多。
比如，我中学时，有两位令我敬佩的老师，尽管过去近二十年，但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他们的形容笑貌；我觉得即使入土前那一刻都会记得他们，其人格令我敬佩，并且也肯定会激励我一生。
要提供这样的终身价值，最重要的是：吸纳最优秀的人才！
尽管目前的政策对民营学校非常不利，但只要其始终坚持教育之本，就不会缺好学生，缺的仅仅可能是担忧稳定性的老师。
但依我的经验，那些总将安稳放在第一位的人，大多都是泛泛之辈；而那些面临挑战仍然愿意追求实现价值的人，往往才干非凡。
因此，最后介绍两位教育领域的先辈。
四、两位杰出的教育家
（一）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
陈寅恪可能很多人比较熟悉，清华国学院“四大导师”之一，也是“现代四大史学家”之一，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便出自于陈寅恪先生。不过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也颇负盛名。
陈三立生于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，是湖南巡抚陈宝箴长子，晚清“维新四公子”之一，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。他于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中进士，之后曾担任吏部主事，后弃官追随父亲前往湖南推行新政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，因“戊戌政变”受连，与父亲一同被革职，后返回南昌老家。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，移居南京，同年父亲去世。此后，陈三立便像陶渊明一样，与诗友为伴，不问政事。
尽管如此，陈三立仍然期待济世救民，于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，开办家学，并资助柳诒徵创办思益小学，以西制方式设立英语及数、理、化等新课目，废除八股文；并于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先后与李有芬、汤寿潜等人创办铁路公司，以振兴实业。
此后多年，曾辗转居住于上海和杭州。民国十八年（1929年）之后，移居庐山，后因年事渐高，于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被陈寅恪接到北平居住。
陈三立刚直不阿，声闻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后，痛斥其叛国，并且与之绝交。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，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，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，陈三立坚守不撤。日军于8月份占领北平后，想拉拢陈三立，许以高官厚禄，并多次上门游说。陈三立悲愤不已，并绝食五日，于9月14日与世长辞。
陈三立尽管出身贵冑，却无游手好闲之习，心系天下，有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责任感。虽然不像其子陈寅恪一样，终身从教，但他既承传统之风，又用新学之气，拥有兼容并包的治学品格。他既一身正气，有君子之范；同时也不畏强权，有士大夫之节！
如此种种，正是为人师表的典范！也正因此，陈三立的三个儿子才如此出类拔萃：长子陈衡恪为近代著名书画家，次子陈封怀为中国近代植物园创始人，三子陈寅恪为“民国第一国学大师”。
（二）北大教授、西南联大总务长郑天挺
郑天挺生于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年），自幼品学兼优，民国六年（1917年）考入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。毕业后任教于厦门大学，并兼任图书部主任，之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。此后，又曾从政，历任浙江省民政厅秘书、广东省建设委员会秘书，以及教育部秘书等职。后随蒋梦麟回到北大，先后担任校长室秘书、北大秘书长等职，并兼任中文系副教授。
“七七事变”之后，郑天挺留守，后南下，担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，之后又兼任总务长。抗战胜利后，返回北大任秘书长。解放战争后，郑天挺成为“三反五反”、“思想改造”等运动重点检查对象，之后调任南开大学任中国史研究室主任，随后创建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，并于1963年，被任命为南开大学副校长。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，郑天挺被关入牛棚，屡次批斗，直至1974年才恢复正常工作。
1979年，文革结束后，郑天挺被任命为南开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研究所研究员，并加入共产党。之后，又担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、主席团执行主席，天津市政协会议副主席。 1981年12月20日，郑天挺于天津病逝。
人生三大悲剧：幼年丧父，中年丧偶，老年丧子，郑天挺都赶上了！6岁丧父，7岁丧母，38岁丧妻，47岁大女儿飞机失事去世。亲人去世后，他常常怀念，尤其是对妻子和女儿。大女儿罹难后，他更是中断日记，五年后才又重新恢复。纵然命运多舛，但他并未在工作之时有任何松懈，任联大总务长期间也恪尽职守。
联大早期时，战争还未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，困难学生们每月都有十几元的补助金。但是1941年之后，通货膨胀加剧，补助金已经无法支撑基本的生活，很多学生都在勉强度日，有的学生连伙食费都付不起，还有学生只能在天气暖和时当掉冬衣购书，在冬天来临时又将书当掉，把冬衣赎回。教授们的生活也好不到哪里，他在1943年3月日记中记载自己要去重庆，担心衣服破损有失体面，托好友罗庸的夫人补棉袄，“以棉袍一件，托其夫人修理”。并且提到“五年未制新衣，领袖皆破”，且“人人皆穷，固无伤”。五年都没有买新衣服，衣服都是破的，但是大家都这样，所以没什么关系。可见，教授们的生活也很清贫。
在如此经济情形之下，仍然需要按时发放工资，筹资建设宿舍，妥善安排人事，甚至还需要协调教师纠纷，并且成为“唯一不挨骂的总务长”。
郑天挺先生是诸多近代教育家中的代表之一，在困难与艰苦中仍然恪守职责，坚持风骨。
身处不同时代，诸人各有使命，纵然如今困难重重，也希望诸位教育者们砥砺奋进，不忘初心。
下期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