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从几位国际教育行业的朋友处获知,教育行业境况艰难,更重要的是前景黯淡,不论是学校管理者还是老师都人心惶惶。我也有兴趣了解了解教育行业的近况,于是便撰此一文,既为解忧,也为谋策。
一、教育新政对民营教育的限制
自从2021年《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开始,教育行业的改革运动便一波接着一波;之后相继出台的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(简称“双减”)、《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见》等政策,更是令整个教育领域天翻地覆。
那么这些政策给民办教育上了哪些枷锁呢?
(一)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:
- 原则上不再审批新校;
- 禁止资本化运作;
- 培训内容限制;
- 培训时间限制;
- 培训收费限制。
(二)民办义务教育机构:
- 不再审批新校;
- 不允许开设分校;
- 不允许营利性办学;
- 不允许公立学校参与设立私立学校;
- 控制民办学校在读学生数量低于学生总数的5%;
- 招生自主权受限,择优空间减小;
- 不得跨区招生;
- 教学内容严格限制,不允许使用海外教材;
- 学制限制。
(三)民办幼儿园及高中:
- 严格限制新设民办;
- 不允许公立学校参与设立私立学校;
- 幼儿园学费限制;
- 高中招生自主性受限,不允许公办高中提前招生,不得跨省市招生。
(四)国际学校:
- 包括以上义务教育阶段及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限制;
- 学校命名限制:不被允许使用包含国家名、“国际”、“双语”等明显具有识别性的名称;
- 招生限制:外籍子女学校不得招收中国籍学生;
- 中国国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必须参加中考。
从以上种种限制,我们能感受到教育行业面临的压力!培训机构们,已经如同野生的中华大鲵一样,几乎绝迹;而很多民营学校的经营状况也岌岌可危,因为办学资质而导致的窒息性死亡,屡见报端。
那么资本市场对此有何反应呢?
2022年上半年的投融资规模仅仅只有24.8亿,而2021年上半年的投融资规模为145.4亿,同比增幅为-82.9%;投融资的事件总数,也从133起,下降到69起,同比增幅为-48.1%(数据来源:黑板洞察)。
从以上数据能看出整个教育行业的冰冷!如此情形,自然会对从业者有巨大影响,也使得相关机构经营压力大幅增加。但影响并不止于现状,而是未知的未来,这也是恐惧真正的来源,我们不知道未来还能有多少限制性政策出台!
但是搞清楚政策的方向和趋势才是关键,这决定了民营教育的未来命运。
下面就让我们梳理政府未来政策的立足点:
二、教育政策的未来方向
(一)政府角度
- 掌握教育话语权
政府政策的最核心出发点即是:掌握教育话语权。
而话语权在于三点:谁来办学,谁来教学,教什么!
需要控制谁来办学,因此,就要对办学资质严格审批,并且降低民营教育比例,弱化民营教育地位。因为相对民营教育,政府对公立教育的控制权明显更强。
而谁来教学,则体现在对教师资格的限制上,比如要求外籍教师必须拥有国内的教师资格证,以及必须在线下教学等等。
教什么,则是对教材的严格控制上。
- 减弱教育不平等的显性表现
教育不平等是事实存在的,而且非常严重。
这种不平等不仅存在于城乡之差,一二线城市之差,更存在于贫富之差。但是真正解决教育不平等的难度却是非常高的,而基于有些原因,这种不平等甚至是无法解决的。
因此,为了缓解教育不平等的矛盾,减弱或者消除不平等的显性表现就是必要的。
相关政策就体现在对高收费学校的控制上,因此在所有政策中都在强调非营利性教育。
(二)社会角度
- 经济情况
目前国内经济情况非常不乐观,下行的趋势很明显。
解决经济下行的方法有且只有两个:释放现有经济泡沫,政策转向开放和自由。
泡沫是肯定要破的,只是早晚的问题;而政策开放与否则决定了,经济一年比一年差,还是在五年以后开始回升。
经济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政府的钱包,也决定了社会的稳定度,因此政府不能不重视。
这就要看政府对现实的判断了。现实的恐惧,有时候会驱使某些领导者刻意忽略它,比如我在《不靠谱领导力》第八篇提到的二战初期的法军总司令甘末林,他竟然否认前线战败的消息;也可能会驱使某些领导者孤注一掷,比如发动堡垒行动的希特勒;不过也会促使某些领导者积极调整方向,比如征和四年突然醒悟的汉武帝。
如何选择决策,在乎一人尔!
- 人口情况
新生儿数量长期下降已是必然,只是并无可靠性的数据参考,无法判断具体下降趋势。
这会使过去数年教育资源紧缺的情况大幅缓解,甚至可能在某些时候出现严重的供过于求的情况。
这种情况下,民营与公立学校都会面临生源不足的情况,这时政府很可能会更倾向于力保公立学校的生源。
但是,如今的限制条件已经非常严格,如果严格落实民营学校在校人数不高于总数5%的政策,之后对民营教育的继续压缩空间有限。这种情况下,更可能会有更多公立教育的生源不足,而投资不足,同时导致教育水平下降。
但这是相对长远的影响,短期之内的影响不会太剧烈。
(三)政策杠杆
了解了政策决定因素,我们也能推断出政策的杠杆。
政府角度的两个条件不可能放松;而社会角度的人口情况是长期缓慢影响,因此短期效应有限;最大的影响则是经济情况,其决定了政府财政收入。
因此,财政的压力大小,会是政策开放与收紧的关键因素:
财政压力大,政策开放的可能性就大;
财政压力小,政策开放的可能性就小。
而未来五年之内,财政压力必然会逐渐增大,因此,我倾向于认为,政策会在两至三年后转向,因为持续趋紧的政策很可能会在两至三年后压垮经济和各级政府。
当然,这个判断是基于不会孤注一掷的情况下的。
那么,民营学校现在能做些什么呢?
三、当下如何自处?
(一)紧贴政府要求
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中,需要注重“爱国爱党思想”的显性表达。
这是学校求生的重要条件。
(二)专注于教育之本
有重要价值的事物,很难被人们抛弃;而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,即使再三强调,也难免被淘汰的命运!
因此,教育者始终追求教育的根本,就会专注于教育本身的价值,就无需担心缺乏优秀的学生与教师,就无需担心被淘汰。
那么教育之本是什么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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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能更好地促进人的发展
这是教育从业者们始终要问的问题。
因此,如何定义“人”及“人的发展”则为关键,是需要每一位教育者深刻思考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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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能更有效地培养人才
这里的关键词是“更有效”。
这意味着,要避免虚废光阴,更要避免错误引导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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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否帮助学生获得短期回报
最重要的短期回报即是:能进入更好的大学。
虽然我们鼓励那些未能进入好大学的人,学历不代表能力,但是学历在人的一生中都会有助益,不管是显现还是隐性的,也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,学历很多时候会带来更好的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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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能给学生带来终身价值
进入优秀的大学可能是终身价值之一,但是除此之外仍然有很多。
比如,我中学时,有两位令我敬佩的老师,尽管过去近二十年,但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他们的形容笑貌;我觉得即使入土前那一刻都会记得他们,其人格令我敬佩,并且也肯定会激励我一生。
要提供这样的终身价值,最重要的是:吸纳最优秀的人才!
尽管目前的政策对民营学校非常不利,但只要其始终坚持教育之本,就不会缺好学生,缺的仅仅可能是担忧稳定性的老师。
但依我的经验,那些总将安稳放在第一位的人,大多都是泛泛之辈;而那些面临挑战仍然愿意追求实现价值的人,往往才干非凡。
因此,最后介绍两位教育领域的先辈。
四、两位杰出的教育家
(一)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
![陈三立-徐悲鸿1928年绘](https://cdn.jsdelivr.net/gh/kewtgh/PicSunflowers@main/img/2022/陈三立-徐悲鸿1928年绘.jpg)
陈寅恪可能很多人比较熟悉,清华国学院“四大导师”之一,也是“现代四大史学家”之一,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便出自于陈寅恪先生。不过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也颇负盛名。
陈三立生于咸丰三年(1853年),是湖南巡抚陈宝箴长子,晚清“维新四公子”之一,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。他于光绪十五年(1889年)中进士,之后曾担任吏部主事,后弃官追随父亲前往湖南推行新政。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,因“戊戌政变”受连,与父亲一同被革职,后返回南昌老家。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,移居南京,同年父亲去世。此后,陈三立便像陶渊明一样,与诗友为伴,不问政事。
尽管如此,陈三立仍然期待济世救民,于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,开办家学,并资助柳诒徵创办思益小学,以西制方式设立英语及数、理、化等新课目,废除八股文;并于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,先后与李有芬、汤寿潜等人创办铁路公司,以振兴实业。
此后多年,曾辗转居住于上海和杭州。民国十八年(1929年)之后,移居庐山,后因年事渐高,于民国二十一年(1932年)被陈寅恪接到北平居住。
陈三立刚直不阿,声闻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后,痛斥其叛国,并且与之绝交。民国二十六年(1937年),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,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,陈三立坚守不撤。日军于8月份占领北平后,想拉拢陈三立,许以高官厚禄,并多次上门游说。陈三立悲愤不已,并绝食五日,于9月14日与世长辞。
陈三立尽管出身贵冑,却无游手好闲之习,心系天下,有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责任感。虽然不像其子陈寅恪一样,终身从教,但他既承传统之风,又用新学之气,拥有兼容并包的治学品格。他既一身正气,有君子之范;同时也不畏强权,有士大夫之节!
如此种种,正是为人师表的典范!也正因此,陈三立的三个儿子才如此出类拔萃:长子陈衡恪为近代著名书画家,次子陈封怀为中国近代植物园创始人,三子陈寅恪为“民国第一国学大师”。
(二)北大教授、西南联大总务长郑天挺
![郑天挺](https://cdn.jsdelivr.net/gh/kewtgh/PicSunflowers@main/img/2022/郑天挺.jpg)
郑天挺生于光绪二十五年(1899年),自幼品学兼优,民国六年(1917年)考入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。毕业后任教于厦门大学,并兼任图书部主任,之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。此后,又曾从政,历任浙江省民政厅秘书、广东省建设委员会秘书,以及教育部秘书等职。后随蒋梦麟回到北大,先后担任校长室秘书、北大秘书长等职,并兼任中文系副教授。
“七七事变”之后,郑天挺留守,后南下,担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,之后又兼任总务长。抗战胜利后,返回北大任秘书长。解放战争后,郑天挺成为“三反五反”、“思想改造”等运动重点检查对象,之后调任南开大学任中国史研究室主任,随后创建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,并于1963年,被任命为南开大学副校长。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,郑天挺被关入牛棚,屡次批斗,直至1974年才恢复正常工作。
1979年,文革结束后,郑天挺被任命为南开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研究所研究员,并加入共产党。之后,又担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、主席团执行主席,天津市政协会议副主席。 1981年12月20日,郑天挺于天津病逝。
人生三大悲剧:幼年丧父,中年丧偶,老年丧子,郑天挺都赶上了!6岁丧父,7岁丧母,38岁丧妻,47岁大女儿飞机失事去世。亲人去世后,他常常怀念,尤其是对妻子和女儿。大女儿罹难后,他更是中断日记,五年后才又重新恢复。纵然命运多舛,但他并未在工作之时有任何松懈,任联大总务长期间也恪尽职守。
联大早期时,战争还未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,困难学生们每月都有十几元的补助金。但是1941年之后,通货膨胀加剧,补助金已经无法支撑基本的生活,很多学生都在勉强度日,有的学生连伙食费都付不起,还有学生只能在天气暖和时当掉冬衣购书,在冬天来临时又将书当掉,把冬衣赎回。教授们的生活也好不到哪里,他在1943年3月日记中记载自己要去重庆,担心衣服破损有失体面,托好友罗庸的夫人补棉袄,“以棉袍一件,托其夫人修理”。并且提到“五年未制新衣,领袖皆破”,且“人人皆穷,固无伤”。五年都没有买新衣服,衣服都是破的,但是大家都这样,所以没什么关系。可见,教授们的生活也很清贫。
在如此经济情形之下,仍然需要按时发放工资,筹资建设宿舍,妥善安排人事,甚至还需要协调教师纠纷,并且成为“唯一不挨骂的总务长”。
郑天挺先生是诸多近代教育家中的代表之一,在困难与艰苦中仍然恪守职责,坚持风骨。
身处不同时代,诸人各有使命,纵然如今困难重重,也希望诸位教育者们砥砺奋进,不忘初心。
下期见。